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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百卉图》以灵动率意的笔法，刻画了包括牡丹、白玉兰、芍药、梅花等在内的70余种花卉，所写花卉总量近百。王雪涛盛年时期绘画功力的成熟，及其写生所涉猎的品类之丰裕，亦可从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诠释和明证。
文
胡立辉
王雪涛，原名庭钧，字晓封，号迟园。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生于河北成安县，年逝于北京，终年80岁。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（后改称国立北平艺专），拜师齐白石、王云（梦白）等。先后任教于国立京师大学校、国立北平大学、京华美专、北华美专和国立北平艺专等，年参与组织“新国画研究会”（后更名“北京中国画研究会”），年参与筹建北京中国画院，先后任院务委员、院长。一生从事小写意花鸟画创作、研究与教学，长于描绘花鸟世界的活泼生气，更是国内最早一批接受新式美术教育的国画家之一，在传统画法与现代画法的结合方面独树一帜，在中国近现代小写意花鸟画史上具有开拓意义。
作画中的王雪涛
从目前现存的画作题跋中可知，王雪涛的绘画才能在20岁左右即受到同时代大家的认可。如其22岁（年）所作《白菜图》，齐白石题跋“墨海灵光五彩妍”；年，王梦白为王雪涛十二开册页题签“雪涛墨妙”；在其临白阳山人的《墨花蔬卷》（年）上，周肇祥题卷首“白阳遗韵”，齐白石题跋中更有：“得其笔资秀雅者惟吾贤”“其人品足可重，不独工摹此卷也”云云。同年，在其所作《双勾设色花鸟卷》上，齐白石更是欣然题道：“蓝已青矣”，足见齐白石对其的赏识。
王雪涛百卉图
手卷设色纸本
辛卯（年）作
画：34×cm
题跋：：24×cm
《百卉图》，34cm×cm，纸本，水墨设色，-年作于北平（北京）。画末左上题：“辛卯谷雨写此卷。立秋日始成。花卉约百种。长约十丈。生平以此卷为最矣。雪涛时居燕市之西城。”钤白文方印“王雪涛印”、朱文方印“立寒庐”。
据藏家说，该作于年代“文革”中以“四旧”被查抄，年代落实返还*策时由藏家逄锡九夫人王雪倩女士，由北京市文物局寻回。陈半丁所题引首“百花齐放”和王雪涛为逄锡九所题上款均被损毁。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，此件曾遗失20年的《百卉图》，至今尚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和艺术市场中，故而目前未有画册著录。
百卉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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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卷以灵动率意的笔法，刻画了包括牡丹、白玉兰、紫薇花、月季花、兰花、芍药、紫藤、梨花、凌霄花、十样锦、夹竹桃、杜鹃花、迎春花、桃花、紫玉兰、丁香花、鸢尾花、金丝桃花、不死花、蒲公英、萱草、油菜花、蜀葵花、虞美人、荷花、菖蒲、红蓼、淡竹叶花、凤仙花、石榴花、鸡冠花、夜来香、灵芝、雁来红、牵牛花、桑葚花、桔梗花、玉簪花、桂花、矢车菊、向日葵、木槿花、山丹丹花、茉莉花、菊花、美人蕉、慈姑花、南天竺花、山茶花、水仙花、仙人掌花、梅花等在内的70余种花卉，所写花卉总量近百。如此多样的题材样式并置于同一作品中，其体量和丰富性，无论是王氏个人还是整个花鸟画史上，均属难得。而王雪涛盛年时期绘画功力的成熟，及其写生所涉猎的品类之丰裕，亦可从这件作品得到最好的诠释和明证。
王雪涛百卉图（局部）
该卷创作之时，与王雪涛和逄锡九时相往来的魏隐儒（-年，中国近现代书画家、古籍版本学家）曾目睹其创作过程。年，再见此散佚20余年的大作，魏隐儒大有“如逢故友”之慨，特作长跋誌其创作与流转：
四十年代余致力于书画习作较勤，捡其称意者辄在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书画展览，以就正于方家和社会贤达，并与诸同好者结翰墨缘。
锡九雪倩夙喜水墨丹青，以之陶情怡性。蒙友人陈公自强之介，得以相识，并延为西席，互相切磋研习书画，久之成为契友。锡九当时生活宽裕，对时贤书画大力渴求，并宴请诸名家为之书画留念。王雪涛、徐燕荪、曹克家、吴伯康、吴仲康、周元亮诸公皆座上常客，画轴条幅悬诸厅堂，卷册单片实诸箱笼。为作画尤多者，雪涛先生也。小品不计其数，其最精而长者为此百卉图，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，雪涛先生自以为生平之代表作，即邀友朋观赏，皆赞不绝口。长约十丈，惜于动乱中，所藏皆以四旧被查抄荡尽，数年不知下落。经雪倩费劲百般周折，幸将此卷由北京市文物局落实*策返还，今观之如逢故友，美中不足在陈半丁老人护首题字百花齐放被撕掉。中国文化惨遭此史无前例之劫难，感慨万千，援笔略识数语。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。隐儒于京华之兴化西里。
题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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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指出的是，王雪涛落款虽为“辛卯”年（年），但雪倩女士称，实际该作主要作于年，转年的年1月31日北平即和平解放，时局动荡之中暂时搁笔，再于年补笔落款完成。此说法与魏氏题跋中之“于解放前后费时近一年始成”一致，可以解释该作品创作时间上的出入问题，并基本可以确定此作的创作时间为-年，主体完成于建国前，可以看作王氏建国前的代表作。
建国后直至“文革”，王雪涛的绘画在中西与古今的双向维度中，均有所涉猎和借鉴，进入创作成熟期，又正值盛年，在体力和精力的双重保证下，创作颇丰。然而，他却用“生平以此卷为最”来定位这件作品，足见其自我定位和认知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此作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，的确具有极强的特殊性。
▌首先，创作方式的特殊性。
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不愿与日伪合作的王雪涛，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教职深居家中，从事作品售卖、绘画研究和个人教学工作，直至建国。然祸福总相依，年至年，鬻艺为生的十几年，虽是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的战事纷乱之期，但此时王雪涛身份转变为单纯的职业画家，得以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浸淫到艺术的积累中，反而成就了他在此间的韬光养晦。
年，动荡的社会时局，致使像王雪涛一样以卖画为生的画家，更因书画市场的萧条而愈加遭遇生存的困境。高居翰（美）著《画家生涯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年版）一书中，曾列举书画买家买画付款的方式之一是盛情款待寓居画家，“画家通常为职业画家，他在某段时期内住在赞助人家，成为家中一员，赞助人期望他制作图画，经常是些耗时费力的类型，并且需遵循主人的旨意。”“董其昌在年房屋被暴民劫掠焚毁之后，就这样住进了同情他的朋友们家中——他最为感人的作品当中，有几幅即出自这一时期，这些画说不定便是为了回报那些人的深情厚谊。”
当年乐善好施的京城富贾逄锡九喜爱书画，自身也擅作花鸟画，并与北京画坛陈半丁、王雪涛、溥心畬、李苦禅、徐燕荪、曹克家、魏隐儒等名家往来甚密。其时生计困难的画家如曹克家、王雪涛等，与其亦师亦友，教授其绘画，同时接受他提供的生活帮助。
王雪涛《百卉图》的创作条件类似高居翰所描绘的情况。作品的整个绘制过程，均在逄锡九家完成（此时王雪涛虽接受逄锡九赞助，但并未寓居逄家）。在中国画史上，大约自宋初以来，即有画家于赞助人家中接受款待或寓居创作的传统，只是往往在创作上会受到赞助人喜好的束缚。这一点，《百卉图》的创作过程有所不同。藏家（赞助人逄锡九）并未在题材上对王雪涛有特定的限制和约束，而是给予了充分的创作自由。相对宽松无忧的创作环境，也是该作呈现出较高水准的重要因素。
年的逄锡九在逄宅前，百花齐放长卷在此处完成
据雪倩女士描述：“当时王雪涛到家里来，也会一起吃饭、喝酒。我家外面有一客厅，有时他累了，也会在那儿休息。”逄锡九儿子逄小威回忆与父亲的对话，称父亲在当时交往的众画家中，对王雪涛的花鸟画最为欣赏。或许我们也可如高居翰那般判断，因与赞助人良好的关系，《百卉图》的高水准，亦是为了回报赞助人的深情厚谊。
50年代藏家逄锡九一家
▌其次，艺术水准的特殊性。
郎绍君曾分析，上世纪30至40年代，王雪涛作品多水墨淡色，秀劲而清雅，可以明显看出新罗（华嵒）与王云的影响。的确，此时的王雪涛处在深入取益研究传统绘画的阶段，先后拟法临摹了多幅形制类似《百卉图》的作品。如《拟陈孔彰花卉卷》（年）、《墨池春满》（年）等。但较《拟陈孔彰花卉卷》和《墨池春满》两幅墨笔长卷更为难得的是，《百卉图》不仅体量更大，且全卷为面貌清丽的设色作品。年，初入北平国立艺专时，王雪涛所学为西画科，后转入国画科，具有西画基础的他，对色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