药物知识的积累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，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。《尚书》中已有“若药弗瞑眩，厥疾弗瘳”的记载，这可能与当时多用大剂量且副作用较大的药物治病有关。同时也说明人们当时对药物的性能及副作用已有一定的了解。《礼记》中关于“孟夏月也……聚蓄百药”，则反映了人们已注意到在一定的采集季节广泛采集贮存药物。到了西周、春秋时期，药物品种增加，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。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，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。如《周礼·天官》中述的“五药”，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；书中还有对胆矾、丹砂、雄黄、礐石、磁石这“五毒”炼制的外用腐蚀药，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。《诗经》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，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，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，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，如芣苢（车前）、藚（泽泻）、葛（葛根）、薇（白薇）、芩（黄芩）、虻（贝母）、荑（白茅）、壶（葫芦）、木瓜、枣等。《诗经》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、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。《山海经》是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药物最多的，其中还明确指出了药物的功效。一般认为，《山海经》中载药余种，其中植物药52种，动物药67种，矿物药3种，水类药1种，另有几种类属不清。按照这些药物的功用，可分为补药、毒药、解毒药、醒神药、杀虫药、预防药、避孕药、美容药、兽药等类型。此外，还有约60种药仅记有药物而未记载其功效，如桂、杞、桔梗、麝、雄黄、芍药、芎藭、藷藇（山药）、术、芜、门冬、椒、桃、杏、葱、韭等。后世的本草著作对这些药物均有所记载，并被应用于临床。《山海经》中对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的形态有详细的描述，如植物药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实，动物药的喙、翼、足、尾、音等。对一些药物的功效和使用方法也有说明，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记载：“浮山……有草焉，名曰薰草，麻叶而方茎，赤华而黑实，臭如蘼芜，佩之可以已疠。”此外，该书还记述了食、服、浴、佩、带、涂、抹等多种用药方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记载的药物中有60种是用于预防疾病的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预防疾病的重视。酒类在防病治病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，古汉字“醫”就已反映出医与酒（酒与酉通用）密不可分。自人类开始学会农业生产时起，我们的祖先就从谷物和剩余熟饭自行发酵中逐渐受到启发。此外，陶器的发明和应用，也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。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，至少在夏代中国已有了酿酒技术。到了商代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用谷物酿酒更为普遍，此时已有大规模的酿酒业了。人们在长期饮酒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，少量饮酒可以通经活血，令人精神兴奋，而饮酒量大时，就会使人麻醉。由于酒通血脉，可以用来止痛。酒还有杀菌作用，可用于消毒；酒又有挥发和溶媒的性能，所以又是常用的溶剂。因此，人们常用酒来炮制药物，并制成各种药酒。历代医籍及本草著作中都把酒作为不可缺少的药物来记载，所以有“酒为百病之长”的说法，也体现了酒在古代医疗中的重要作用。在商代以前，人们是用单味药服药，所用剂量较大，因而副作用较大，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效果也不理想。到了商代，药物品种不断增多，人们的用药经验也逐渐丰富，开始根据不同的病情而选用多种药物混合煎煮，这也就是汤液的开始。汤液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和医疗实践中产生的，汤液的出现离不开火和陶器的发明和应用。火的使用，就可能将生药煮为熟药。陶器的发明，使人们有可能利用陶罐、陶钵、陶锅等煎煮药物和储存药液。汤剂的产生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烹调知识，人们在掌握烹调混合菜肴食物的基础上，才有可能对多种药物进行混合煎煮。相传汤液为商代伊尹所发明。伊尹原是商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，善于烹饪，起初为汤王的厨师，因才智出众受到汤王的赏识，被提升为相。以后辅佐汤王率军伐桀，使夏朝灭亡，建立了商朝。伊尹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，再加上他的烹饪技术以及加工食物的经验来加工药物，创造汤液是有可能的。但是汤液的创制，归根结蒂是人们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，但也不能否认有象伊尹这样的个别人物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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